图：“王文成公造像”
文 | 杨津涛
王阳明的“心学”，究竟是什么？它是历史教科书所谓“唯心主义哲学”吗？为何明代之“心学”，会频频出现在近代、乃至当代的改革语境之中？
什么是“心学”？
简单说来，王阳明的“心学”，在儒学体系里，是作为“程朱理学”的批判面而存在的。
“心学”关注的焦点，是“知”与“行”——也就是“认知”和“实践”的关系。
（１）
按理学的观点，儒家士子的行为，须以孔孟圣贤的认知为理论指导。
王阳明则认为，在未亲身“实践”之前，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完美“知”，作为“行”的指导。“知”要靠自己的“行”去获得。否则，即便那“知”是孔子所留下的，对自己也未必对；相反，如果是自己在“行”中体会出来的，即便那“知”再怎么显得稀松平庸，也不能说它是错的。
在帝制时代的中国，儒学始终是政治性的。所以，王阳明的这种理论，实际上是否定了在政治生活中，有任何不容置疑的理论权威的存在；也否定了用既定的、先验的政治理论来指导现实的政治运作模式。亦即：在阳明心学看来，“凡是×××做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；凡是×××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”——这种论调是不对的。
（２）
在“知”和“行”谁先谁后这个问题上，理学认为“知”在先，“行”在后，必须先学习贯通孔孟先贤的教导，才能保证行动的正确性。
在王阳明看来，人必然先有想吃东西的心，才会去吃东西。想吃东西的心，才是“行”的开始。在“行”的过程中，会遇到种种障碍，这时候，就需要动用“学、问、思、辨”的能力，去一一克服。换言之，王阳明反对“学问思辨”好了之后再去行动，而是认为：只有在具体的行动中，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“学问思辨”，进而获得真正的“知”。
（３）
王阳明的“心学”，提供了两层政治思想资源：
一是打破“理论指导实践”的牢笼，不承认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绝对正确的理论存在。靠自己的实践去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案，则“人人皆可为圣人”。
二是倡导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没有绝对正确的伟人和万无一失的理论来指导，没有关系。只要大方向没有问题，秉持“致良知”的原则努力去做；在做的过程中，靠着“学问思辨”更新认知并修正行动，“知行合一”循环往复，必能有成。
“心学”具备改革气质
“心学”既然提供了这样的思想资源，也就意味着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，必然是“改革”的、“革新”的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在东亚的近代变革史中，常能见到“心学”的身影。
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。阳明学在日本维新志士中颇为流行。被梁启超誉为“日本维新之首功”的吉田松阴，精通阳明学。木户孝允、高杉晋作、伊藤博文、山县有朋等维新功臣，皆出自其门下。在他们看来，王阳明说“心外无理”，“虽其一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”，乃是教导人们不要盲从正统，从而抱定反抗旧有秩序的信念。曾留日的章太炎，对此也有体会：“日本维新，亦由王学为其先导。王学岂有他长？亦曰‘自尊无畏’而已。”
什么叫“自尊无畏”？“自尊”，就是“人人皆可为圣人”，要相信自己也能通过实践得出真知，不必在“绝对正确的伟人”面前妄自菲薄；“无畏”，就是遇事不必因没有“绝对正确的伟人和万无一失的理论”的指导而慌张无措，须知做事真正正确的方式，乃是“知行合一”，懂得了“知行合一”，就没什么可慌张的。
明治维新时代，日本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如何自强，如何处理与列强的关系，如何改革政体……，在当时的东亚，均无可供参考的成熟案例。一切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兹事体大，自不免使许多人产生畏事情绪。阳明心学，恰可从理论上，为这些维新志士提供一点努力做事的信心。
图：日本维新功臣，自左至右依次：木戸孝允、山口尚芳、岩仓具视、伊藤博文、大久保利通
孙中山对阳明心学先褒后贬
“心学”对晚清的中国革命党人，也有着很深的影响。陈天华、宋教仁、胡汉民、汪精卫等人，都曾研习过王阳明的学说。如1906年，宋教仁购买《王阳明集》、《王阳明全书》、《王阳明学提要》之余，还订购了《王学杂志》。宋教仁以阳明学修身、立志，在日记中说，“阳明先生之说，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矣。”
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，对阳明心学的立场，则是先尊后抑。
尊崇立场出现在孙革命生涯的早期。如1905年8月，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，认为阳明心学对日本维新有大功：
“五十年前，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，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，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。”
贬抑立场则出现在革命生涯的晚期。1919年，孙中山发表其一生中唯一的哲学著作《孙文学说》。书中，孙中山阐释了“行易知难”论，否定阳明学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：
“日本之维新，……与阳明‘知行合一’之说实风马牛不相及也……中国之变法，必先求知而后行，而知永不能得，则行永无其期也。”（孙甚至认为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之说不符合“实践之科学”）
孙中山为何会针对阳明心学，发表如此前后矛盾的观点？是因为孙晚年对阳明心说有了新的认知吗？
其实不是。根源在于：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，孙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，需要在行动中摸索，故而肯定“知行合一”。及至1919年，三民主义已渐自成一家，孙自认堪为中国革命的指导。要让自己，成为所有革命党人尊崇的革命导师；要让自己的理论，成为所有革命党人信奉的革命指导思想，自不能再提倡阳明心学。
对孙中山的这种隐秘心思，胡适洞若观火，曾写下评论，直指孙中山否定阳明心学的“知行合一”，改倡“行易知难”，其目的，是想让党人与国人服从自己，奉自己为精神领袖、理论圭臬：
“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‘行’是人人能做的，而‘知’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。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，服从领袖，奉行计划。”
蒋介石“力行哲学”里的玄机
孙中山的“继承者”蒋介石，也深受阳明学的影响。据其自述：
“（从18岁开始接触王阳明）以后五十年来，更曾经读了再读，研究再研究，他的《传习录》与《大学问》这两个小册子，真使我百读不厌。”
但孙中山对阳明心学的实用主义态度，却给蒋介石造成了不小的困扰。
一方面：蒋面临的处境——尤其是在局部抗战+全面抗战的14年时间里——至为艰险；倡导“自尊无畏”的阳明心学，恰可为其提供精神资源方面的支持。
另一方面，蒋又不能公开否定“国父”晚年对阳明心学的贬抑言论。
蒋的处理办法，是发明一个新名词“力行哲学”，作一种牵强的调和。意即：王阳明是对的，“国父”也是对的。二者的冲突，源自某些概念的误解。
所谓“力行哲学”，扼要说来即是：高度强调“行”的重要性，反对在“指导理论”方面做过多纠缠；朝着好的目标方向，赶紧努力去做，才是正途；力行力行，就是“努力去干”。
作为最高领袖，面对前所未有之存亡危机，蒋自问无法给出一种解决国家危难、实现民族复兴的“绝对正确的指导理论”。但阳明心学里的“知行合一”、“自尊无畏”，可以为他消除精神上的惶惑与行动上的不自信；也可以使他在缺乏“绝对正确的指导理论”的情况下，仍能拥有引导党内干部去“力行”的思想资源。这是“力行哲学”出现的时代背景。对于此种背景，蒋后来也有所回顾：
“我在二十年前，提出‘力行’两个字的时候，是因为看到我们的干部‘沉滞不进，畏难却顾’，所以要提倡‘力行哲学’大家一起来力行。”
图：阳明祠，位于贵阳城东扶风山麓
注释
王阳明，《答顾东桥书》。其原文如下：“夫学贵得之心，求之于心而非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也，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！求之于心而是也，虽其言之出于庸常，不敢以为非也，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！”魏常海：《王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导作用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，1986年第1期；迟云飞：《宋教仁的阳明学及伦理学研究》，《中国文化研究》2011第4期；李吉奎：《孙中山论明治维新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论丛》1994年第1期；胡适：《知难，行亦不易：孙中山先生“行易知难说”述评》；《蒋介石日记》1946年12月11日；陈铁健、黄道炫：《蒋介石：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自愿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，第126、12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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